中国饲料粮供给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 刘长全 韩磊 李婷婷 王术坤 罗千峰
核心提示
除了国内供给不足，中国饲料粮供给安全还面临以下挑战：粮饲结构错配和饲料粮短缺问题由于口粮自给率认识误区还在继续深化，饲料粮生产面临潜力利用不足与空间错配，饲料粮科技投入与科技支撑不足，饲料粮对外依赖面临更大脆弱性等。
粮饲结构错配与饲料粮短缺因口粮自给率认识误区持续深化

　　饲料粮短缺伴随着口粮供给过剩，两者并存呈常态化。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测算的供需平衡表数据，2019～2021年，中国稻谷累计结余3849万吨，小麦结余1799万吨。同时，稻谷、小麦口粮性质的食用消费量在各自总产量、总消费量中的占比明显下降，而口粮转为饲用的量以及口粮品种饲用比例都明显升高。2010～2021年，中国稻谷、小麦饲用总量从2600万吨增至7150万吨，增长了175.0%，饲用量占食用、饲用、工业转化总量的比重从9.0%升至20.4%。2021年，小麦饲用量高达3800万吨，比上年增长了2250万吨，如果没有饲用量的增长，当年小麦将结余1911万吨，结余量将比上年增加304万吨。
口粮过剩与饲料粮短缺的原因是片面追求粮食增产的农业生产结构与不断升级的食物需求结构之间存在错配，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滞后于保障大食物安全的需要。在既有粮食安全与农产品供给安全目标导向下，口粮安全形势判断关系到农业资源配置和农业结构调整的政策选择，而按不同口径测算的口粮自给率存在较大差异，并影响对口粮安全形势的判断。目前围绕“口粮绝对安全”所保障的口粮需求量不是“口粮”实际所指的口粮品种的食用消费量，而是口粮品种的总消费量，后者既包括食用消费量，也包括饲用消费等其他用途的消费量。随着食物消费结构升级和用途转变，后者可能继续增长，而前者则绝对下降。按总消费量与食用消费量区分，存在两个有明显差异的自给率，分别是国内产量与口粮品种总消费量之比（以下简称“口粮品种总消费自给率”）和国内产量与口粮品种食用消费量之比（以下简称“口粮品种食用消费自给率”）。2020/2021年度中国稻谷和小麦按品种总消费量计算的自给率分别为100.7%和90.6%，稻谷处于紧平衡状态，小麦则存在较大产需缺口。但是，同期两个品种直接的食用消费量占总消费量的比重分别仅有74.8%和68.8%，按食用消费量计算的自给率分别高达133.7%和145.4%，都存在明显的过度保障问题。
口粮自给率口径认识误区将导致对口粮安全形势的错判以及资源错配问题的延续与深化。如果政策导向依据错误口径的口粮自给率，将会通过食用消费与饲用消费之间的转化，在口粮品种总消费的供需紧张关系与饲料粮供需紧张关系之间形成相互传导的机制，进而导致资源错配问题的延续和深化，陷入政策目标失焦引起的问题循环和累积。忽视口粮转饲用变化的口粮品种总消费自给率掩盖了口粮过剩、饲料粮短缺的问题本质。结构问题的循环累积也将导致多重不利影响：市场层面自发调整以应对粮饲供需失衡，口粮作物转饲用的比例不断上升，效率损失也不断增加；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导致农产品供给总体对外依赖度偏高并不断上升；口粮价格与饲料粮价格偏高；维持当前供给结构的财政负担和政策成本不断上升；生产结构与生产潜力、水土资源承载力偏离，并导致资源环境压力增大。
饲料粮生产同时面临资源潜力利用不足与空间错配
1.饲料粮生产潜力开发水平较低。中国除了水稻总体上已面临潜力过度开发问题，其他主要粮食作物的实际单产普遍低于单产潜力，饲料粮作物实际单产与单产潜力的差距更大。具体来说，玉米实际单产与单产潜力之比（以下简称“潜力开发系数”）平均仅有0.69，大豆只有0.58，但是，水稻生产在多数地区存在潜力过度开发问题，潜力开发系数平均达到1.15，小麦平均也达到0.77。同一种作物在不同地区的潜力开发水平有较大差异。就玉米来说，其潜力开发系数在潜力开发水平最高的20%的县平均达到0.91，而在最低的20%的县平均仅0.57。大豆潜力开发系数在最低的20%的县平均仅0.48，在最高的20%的县平均为0.75。分组后，水稻的潜力过度开发问题更加突出，其潜力开发系数在最低的20%的县平均达到0.89，在最高的20%的县平均高达1.57；小麦潜力开发系数在最高的20%的县也达到1.03，存在过度开发问题。不同粮食作物潜力开发水平的差异突出，这表明，以口粮作物增产为导向的政策也导致了口粮、饲料粮在资源潜力开发水平上的不平衡。
2.潜力开发呈现“高潜低用，低潜超用”问题。从主要粮食作物在全国2356个县（区）的潜力开发系数的分布可以看出：各作物潜力开发水平都与单产潜力呈反向关系，存在高潜力地区潜力开发水平低、低潜力地区潜力过度开发问题。按单产潜力将所有县分组，玉米潜力开发系数在单产潜力最小的20%的县平均达到0.85，在单产潜力最大的20%的县平均仅0.60，大豆、小麦、水稻也呈类似分布特征。总体来看，“高潜低用”问题主要集中在黄淮海、东北及关中平原等地区，而“低潜超用”问题在云贵川及西北地区更突出。需要指出的是，各作物在单产潜力很低的区域普遍存在潜力过度开发问题。在各自单产潜力最低的5%的区域，玉米、大豆的潜力开发系数分别达到2.09和1.13，小麦为1.52，水稻则高达3.01。“高潜低用、低潜超用”问题反映的是粮食生产与资源条件的错配，这将同时导致产能损失和生态风险，对饲料粮供给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都有不利影响。该问题的出现更多缘于政策层面资源配置机制问题，特别是耕地与农业开发相关的政策问题。
3.饲料粮潜在优势区面临更突出的实际优势品种与潜在优势品种偏离问题。
一个区域内潜在比较优势指数最大的品种是其潜在优势品种，实际比较优势指数最大的品种是其实际优势品种，该区域是其潜在（实际）优势品种的潜在（实际）优势区。从结果来看，水稻潜在优势区在全国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四种作物所有潜在产区中占31.6%，大豆、小麦和玉米潜在优势区分别占24.6%、26.9%和16.9%。一个区域的实际优势品种与潜在优势品种可能偏离，这意味着生产结构与资源禀赋条件的偏离，将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实际优势品种与潜在优势品种偏离是资源潜力开发不平衡的结果，同时伴随着口粮品种更严重的潜力过度开发问题。
饲料粮科技创新投入少，竞争力提升与发展后劲缺少支撑
饲料粮新品种研发创新是饲料粮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中国饲料粮的饲用品种研发明显滞后，与饲料粮品种已主要用于饲用消费的现实需求有较大差距，难以支撑饲料粮产业发展。基于农业农村部中国种子审定数据，将品种特征或产出特征中标示饲用或青贮性状的审定品种都视为饲用品种，本文对中国主要粮食作物审定品种和其中的饲用品种数量进行了比较分析。从结果可以看出，中国饲料粮饲用品种研发与供给存在以下问题：
1.饲用品种数量少，比重低。在15520个玉米审定品种中，按以上宽松标准来统计，饲用品种也仅501个，占3.2%。在4119个小麦审定品种中仅有4个是饲用品种，仅占0.1%；在13020个审定的水稻品种中仅有2个是饲用品种，占比微乎其微。大豆总共有审定品种3053个，其中饲用品种仅1个。在审定品种中，国审品种少，国审的饲用品种更少：玉米国审品种仅2608个，其中，饲用品种92个，占3.5%；小麦、水稻和大豆都没有通过国审的饲用品种。2016～2021年，中国累计审定玉米品种8383个，比2016年之前数十年审定的玉米品种总数还要多17.5%。但是，2016～2021年玉米审定品种中饲用品种的占比仅2.6%，比2016年之前审定品种中饲用品种占比低了1.4个百分点。可以说，2016年以来饲用品种研发更加不足，未能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粮改饲政策实施提供种源支撑。
2.饲用品种推广不足，品种研发和供给与饲料粮生产需求不匹配。首先，饲用玉米不仅品种数量少，还存在推广种植的比例低、规模小的问题。在中国审定的501个饲用玉米品种中，得到推广种植的仅72个，占14.4%。虽然饲用品种推广比例略高于非饲用品种13.0%的推广比例，但是，得到推广的饲用品种平均累计推广面积仅685万亩，只有非饲用品种的35.1%。其次，饲用品种供需在空间上存在错配。以北京为例，近年来畜牧业加快退出或向外迁移，对饲料粮的需求下降，对在本地种植饲料粮的需求更低。根据全国畜牧总站的饲料统计数据，近年北京已没有青贮玉米种植。但是，2016年以来，北京市审定的饲用玉米品种有12个，占全国地方审定饲用玉米品种数的6.2%，在全国各省（区、市）中排第5位，超过很多畜牧养殖和饲料粮需求大省，这与以上所述的北京畜牧业发展形势存在一定背离。
饲用粮新品种占比低主要缘于中国对饲料粮的战略定位偏低，并导致饲料粮新品种研发投入不足，在品种少、推广比例低的情况下平均总推广面积也小，反映的仍是饲料粮在整个种植结构中的地位偏低的问题。但是，新品种推广比例低并不意味着新品种供给过剩，主要问题是大量新品种的原创性不足、缺乏竞争优势和产业化潜力。一些创新资源高度集中在北京等中心城市，并不是畜牧业主产区和饲料粮主要产地，这也是饲料粮新品种在空间上供需不匹配的重要原因。
饲料粮的对外依赖面临更大脆弱性
外循环的脆弱性主要取决于贸易在三个维度的依赖度：一是国内总供给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与之相对的就是国内总供给的自给率；二是进口对国际市场供给能力的依赖度；三是进口对少数来源地的依赖度。其中，对国际市场供给能力的依赖度又可分三个层次，分别是中国净进口占全球总出口的比重、中国净进口占全球总净出口的比重和中国新增净进口占全球新增总净出口的比重。全球总净出口指全球净出口国的净出口总量，与全球总出口相比，能更准确地衡量国际市场可获得的供给量。对少数来源地的依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进口集中度的高低，二是不同产品主要来源地的分散程度，三是对主要来源地供给能力的依赖度。
1.饲料粮进口对国际市场供给能力依赖度高。首先，大豆、高粱净进口占全球总出口和总净出口的比重高。2018～2020年，玉米三年年均净进口量占全球年均总净出口量的比重仅4.0%。这意味着：如果面对局部性的国际关系或其他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进口需求可以通过调整进口来源得到缓冲，风险总体可控。但是，大麦三年年均净进口占全球年均总净出口的比重达到了23.6%，高粱和大豆的这一指标则分别高达55.5%和74.3%，这意味着，国际市场上可获得的净供给一半以上出口到了中国，面对冲击因素时中国调整进口来源的潜力是比较有限的。
其次，大麦、燕麦、高粱和大豆的新增净进口占全球新增总净出口的比重高。2010～2020年，中国玉米的三年年均新增净进口占全球新增总净出口量的比重仅7.9%，甚至低于小麦和稻谷的这一指标，表明中国存在更多利用国际市场增加玉米供给的潜力。但是，大麦、大豆新增净进口量分别占到全球新增总净出口量的65.4%和68.9%；高粱三年年均净进口量则是在全球三年年均总净出口量减少41.6万吨的情况下增长309.2万吨。新增净进口量占全球新增总净出口量的比重高，一方面可能因为其他地区进口量增长缓慢，中国农产品进口对全球农产品贸易的驱动作用在增强，另一方面可能是全球新增供给增长缓慢，这意味着中国新增进口需求面临的供给约束在增强，相应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也在提高。
2.饲料粮进口对少数来源地依赖度高。相较于口粮品种，饲料粮进口来源更加集中，不同品种的主要进口来源国相互叠加，且进口量在主要来源国净出口量中的占比更高，也就是说，对少数国家及其供给能力的依赖度更高。这意味着，局部政治经济和气候异常变动以及个别主要进口来源国供给能力波动，都可能对饲料粮进口产生更大且更广泛的冲击。2020年，小麦和稻谷最大进口来源国在中国进口总量中的占比分别为28.5%和31.3%，而高粱和燕麦则分别高达88.4%和79.9%，玉米和大豆也分别达到55.7%和64.1%，饲料粮中仅大麦较低，为28.0%。从排前三进口来源国的进口量在中国进口总量中的占比看，小麦和稻谷分别为75.7%和74.7%，而玉米、大豆、燕麦、高粱都超过95%，大麦稍低，但也达到了74.8%。从玉米、大豆等自排前三进口来源国进口量占中国总进口量的比重的变化情况看：2000～2010年期间，饲料粮进口集中度有明显上升，尤其是玉米，这一指标从88.6%上升到99.4%，而作为口粮作物的小麦和稻谷的这一指标都有小幅下降。2010～2020年期间，小麦和稻谷的进口集中度进一步大幅下降，分别从95.7%和98.9%降至75.7%和74.7%，分别下降了20.0个和24.2个百分点。在饲料粮中，大麦的进口集中度降幅较大，从99.2%降至74.8%，但玉米、燕麦等的进口集中度都基本稳定，仅有小幅下降：玉米从99.4%降至96.5%，燕麦和高粱都从原来的近100.0%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
不同饲料粮的主要进口来源国相互叠加。其中，美国同时是中国高粱进口的第一大来源国、大豆和玉米进口的第二大来源国，澳大利亚是中国大麦和燕麦进口的第一大来源国、高粱进口的第三大来源国，加拿大是中国大麦进口的第二大来源国、燕麦进口的第三大来源国，阿根廷是中国高粱进口的第二大来源国、大豆进口的第三大来源国。那么，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饲料粮供给发生波动，都可能影响中国多个饲料粮品种的进口和供给，导致品种之间的调剂与互补作用弱化。与饲料粮品种相比，中国稻谷进口的三个主要来源国与其他主要饲料粮作物和口粮作物的主要进口来源国之间没有叠加，相对独立。
相较于口粮品种，中国饲料粮进口量在主要进口来源国的净出口总量中的占比更高。2020年，中国自小麦进口主要来源国——法国和加拿大进口的小麦仅占各自小麦净出口总量的12.3%和9.3%，自稻谷进口主要来源国——缅甸和越南进口的稻谷占各自稻谷净出口总量的46.7%和14.5%。
在饲料粮方面，2020年中国自大豆进口主要来源国巴西、美国和阿根廷进口的大豆占各自大豆净出口量的78.9%、40.4%和715.2%，自大麦进口主要来源国——乌克兰和加拿大进口的大麦占各自大麦净出口量的44.9%和75.2%，自燕麦进口主要来源国——澳大利亚的进口量占其燕麦净出口总量的70.6%。饲料粮进口对主要来源国及其供给能力的依赖度更高，意味着主要进口来源国的产量、供给波动对中国饲料粮进口可能产生较大影响。

原文链接：http://nyj.nanyang.gov.cn/jcyj/5640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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