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搅动全球粮食市场？

　　当前，国际市场不确定性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加剧了国际粮食供应链受阻、粮食市场秩序紊乱及出现粮食危机的风险。

　　同时，四大国际粮商业绩大幅提升，迎来了黄金时代：一方面，利用国际大资本对一国粮食产业加快布局，抢占种业等关键领域制高点，通过低价倾销和资本运作瓦解其农业产业链;另一方面，削弱一国对农业的控制权和产品定价权，加剧粮食安全风险。

　　国际粮商的粮源掌控能力强，供应链体系完善，寡头垄断的地位难以撼动。四大粮商占全球粮油贸易份额超过60%，其中小麦和玉米贸易份额超过70%，大豆贸易份额超过60%。其与粮食危机往往难脱干系，甚至是重要推手，需密切关注其新动向。

　　如何全面认识当前四大国际粮商在全球的新动向，以及这种新动向背后的经济逻辑、政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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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粮价加速上涨，

　　四大国际粮商业绩大幅提升

　　当前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引起了世界各国对粮食安全的重视，加之部分欧美国家宽松货币政策推动，全球粮价呈现明显的上涨趋势。

　　数据显示，2021年12月全球谷物价格指数高达140.5，较2020年1月增长了约40%。2022年5月谷物价格指数增至173.5，达到近30年最高水平。2022年6月和7月，谷物价格指数虽有所回落，但依然高于往年同期。

　　全球粮价大涨，国际粮商赚取高额垄断利润，成为受益者。近几十年，全球农产品的投入、贸易和加工环节基本被四大国际粮商垄断，其国际市场份额超过70%。一方面，国际大粮商通过调整遍布全球的供应链供给与粮食运输进度，影响市场价格;

　　另一方面，粮商进一步控制粮食现货和期货市场，推高收入和利润。数据显示，2021年，四大国际粮商营业收入总计近3300亿美元。其中，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以852.49亿美元的营业收入取得120年来最好业绩，邦吉和路易达孚全年利润较2020年均增长超过80%。

　　嘉吉以1344亿美元的营业收入扭转了其2014-2019年营业收入下行的趋势。四大国际粮商在2022年继续保高额盈利局面，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2022年第一、二季度的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53%和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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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冲击影响业务布局，

　　四大国际粮商调整主攻方向

　　受多种因素叠加影响，四大国际粮商面临业务订单缩减、运营成本增加等难题。为此，四大国际粮商及时调整策略，实施农业全产业链模式，发挥重点业务优势，开拓业务市场。

　　2020年，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开始顺应疫情需求，开拓用USP级酒精生产洗手液的业务，对其2021年玉米加工营业利润增长79%起到重要作用;2020-2021年，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抓住微生物组健康消费热点，超过70%的重要投资并购活动是针对该市场发起的;2021年，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瞄准快速增长的可再生柴油需求，与马拉松石油公司合资生产大豆油，为其当年超过1倍的油料加工净利润增长作出重要贡献。

　　邦吉同样看好农业可再生原料与可持续能源的市场发展前景。

　　2019年，邦吉在南美与英国石油公司进行糖和乙醇再生燃料业务的合作;2021年，邦吉又在北美与雪佛龙确定生物柴油业务的合作，使其非核心业务的糖和生物能源加工量较2020年增长12%。

　　嘉吉则瞄准上涨的畜禽产品价格和增长的饲料需求，推出植物肉品牌“植启”，2022年6月收购植物基饲料添加剂公司地绿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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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差异化区域功能定位，

　　四大国际粮商进一步扩张

　　四大国际粮商利用北美和南美的成熟农业体系和优势农产品，进行生产和加工布局的进一步扩张。

　　例如，四大国际粮商的压榨能力占巴西总压榨能力的54%;非洲和东南亚的优势农产品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其贸易体系;在亚洲和欧洲，四大国际粮商则以农产品加工和消费为主。

　　四大国际粮商在全球业务扩张步伐并未受疫情影响，重点瞄准亚太地区的庞大市场需求，开展一系列扩张活动。2020-2022年，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接近40%的投资并购活动是在亚太地区展开。

　　地区冲突并未影响四大国际粮商的业务布局。在西方多个企业陆续退出俄罗斯市场的情况下，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和嘉吉表示继续在俄罗斯开展农业业务。自俄乌冲突发生以来，四大国际粮商的农作物产量并未大幅改变，且嘉吉、路易达孚均从乌克兰出口小麦。

　　近阶段，俄乌两国通过土耳其作为中转，开始逐步向外出口粮食，但运输进度依然被四大国际粮商掌控。以帮助乌克兰运输粮食的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为例，它选择的是成本相对低、周期漫长的内河运输，在一定程度上使粮价能持续处于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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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粮食市场供应压力整体缓和，

　　但仍存在异动风险

　　目前全球玉米供需格局较为宽松，玉米价格继续冲高缺乏明显支撑。根据美国农业部(USDA)数据，在巴西、阿根廷等玉米主产国增产的作用下，2021/2022年度全球玉米产量大幅提高，预计同比增长7.9%，超过消费量，实现2018年来的首次产需盈余。

　　俄乌冲突是造成玉米产量异动的风险点，预计2022/2023年度乌克兰玉米产量大幅下滑，可能导致全球玉米产量同比降低3.2%，且产量下滑幅度高于需求量，将出现5159千吨的产需缺口。但由于2021/2022年度玉米库存充足，2022/2023年度玉米供需尚能保持较为宽松的局面。

　　大米消费量增速大于产量增速，产需盈余变成产需缺口，库存下行。USDA数据显示，2021/2022年度全球大米产量和消费量较2018/2019年度分别增长3.1%和6.5%，自2018年来首次出现产需缺口，达3060千吨。受到印度产量调减、区域干旱导致种植面积降低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2/2023年度全球大米产量略低于前一年的最高历史纪录。

　　

　　小麦产量增长乏力，消费量赶超产量，库消比降至近5年最低位。USDA数据显示，2018/2019、2020/2021、2021/2022年度全球小麦的产需均出现缺口，库销比也呈现明显下降趋势。2022/2023年度乌克兰、澳大利亚等小麦主要出口国大幅减产，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大幅增产，预计增减相抵，小麦产量同比持平。但在连续三年小麦供需缺口的背景下，小麦价格预计维持相对高位震荡。

　　大豆产量波动较大，压榨量保持增长趋势，库存量有所下降。全球大豆供给极度集中，巴西、美国等单一主产国供给缺位极易改变当年大豆供需格局。2021年，北美和南美遭遇干旱、洪涝等极端天气，导致2021/2022年度全球大豆产量同比下滑4.3%。USDA数据预测，和2018/2019年度相比，2022/2023年度全球大豆压榨量增长约10%，库存量降低约11%，一定程度上跟国际大粮商扩大生物质能源产能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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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国际粮商立足粮食主产地，

　　一体化布局产业链，强化垄断地位

　　二战后，全球粮食生产和加工环节逐步分离，加速农产品贸易与加工业务的全球化。从发展历程看，四大国际粮商的发家与立足区域均为全球主要的粮食产地，包括美国、欧洲与南美，且最终都通过横向与纵向扩张，一体化布局产业链，成为行业寡头，控制粮油产品的市场定价权。

　　首先，四大粮商介入不同的农产品品种，并向全球扩张成为跨国农产品贸易企业，贯穿从种子、饲料、化肥等的生产供应到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贸易等产业价值链的上下游环节，围绕规模扩张与产品研发两大方向发展。

　　在规模扩张方面，四大国际粮商或将产业链上下游做深做透，布局仓储、物流、渠道等环节，实现纵向发展;或布局不同的农产品品类，从而复用仓储、物流与渠道，实现横向发展。

　　在产品研发方面，随着20世纪农产品加工工艺的快速进步，加工制成品的用途向创新食品成分、工业品以及能源用品拓展。例如，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引领大豆蛋白、玉米乙醇以及生物燃油加工制品的发展;邦吉通过向食用油中添加碘元素以及降低食物中反式脂肪酸的独到技术获取更高的产品附加值。

　　由此可见，国际粮商已涉足发展中国家粮食产业链全部环节，凭借其技术、资本、渠道、管理等优势，逐步形成从田间到餐桌的纵向一体化经营和横向一体化扩张模式，导致发展中国家粮食全产业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存在隐患，需警惕外资借助雄厚的粮食加工实力和更高的收购价格对粮食收购市场的影响。

　　其次，国际农业垄断资本长期以来对全球粮食体系的渗透，可能影响发展中国家粮食政策的有效性。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以四大国际粮商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农业垄断资本通过对内实行农业保护主义政策，对外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迅速占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市场，抵消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保障粮食安全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弱化发展中国家政府对粮食体系的调控能力。

　　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农业政策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自给自足能力。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的巨额农业补贴严重扭曲了农产品国际贸易。农业垄断资本凭借高补贴极力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人为压低国际农产品价格，迫使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中小粮食生产者不得不放弃无利可图的粮食生产，转而种植经济作物。这导致许多中小发展中国家大量依赖四大粮商主导的进口渠道来维持国内粮食供应，粮食自给自足能力严重不足。

　　另一方面，国际粮商主导全球粮食产业链和价值链运作，掌握市场定价权。FAO就曾明确指出，农业跨国公司通过密切参与制定那些支配当今粮食体系的贸易规则，牢牢控制复杂的金融体系，制造粮食匮乏的假象，抬高粮食价格，从中获得巨额利润。

　　数据显示，1991-2004年间，主要生产国小麦、大米、玉米和大豆等4种主要粮食品种的生产者价格指数的波动幅度很小，1990年代末期甚至持续走低，但2004年之后则开始在波动中不断上扬，这也印证了FAO的前述判断。

　　此外，以国际粮商为代表的大型农业跨国公司通过垄断新粮种培育及病虫害防控等关键生产技术，践行纵向一体化综合生产经营模式，试图通过技术控制和产业链渗透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主权。

　　再次，国际粮商利用粮食金融化和能源化属性，可能带来国际粮价波动的传导风险。

　　随着经济金融化、全球化和发达国家生物质能源的发展，粮食市场与货币市场、金融期货市场、能源市场之间的关系日渐密切，粮食金融化、能源化的趋势日渐凸显。

　　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粮价的波动，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粮食供给对外依存度高的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也受到了更大的挑战。

　　近20年来，以四大国际粮商为代表的国际农业垄断资本，已不再仅仅关注粮食现货市场，而是同时加强对粮食期货市场和外汇市场的操控，并借粮价波动之机削弱东道国产业内竞争对手的生产加工能力，进而控制全产业链以攫取高额垄断利润。

　　与此同时，全球能源结构和气候变化对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粮食转作生物质能源的原料导致全球范围内粮食存量和出口的减少以及粮食价格的上升。

　　如前所述，国际粮商早就开始开拓布局生物质能源业务，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已是全球生物乙醇和生物柴油主要生厂商。国际谷物理事会数据显示，2021/2022年度，美国用于生产生物燃料所消耗的粮食约1.7亿吨，占美国粮食总消耗量的47.4%，而用于食用的粮食3290万吨，仅占粮食总消耗量的9.2%。

　　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仅美国、巴西、欧盟生产生物燃料所消耗的粮食就达约3亿吨。2022年4月12日，美国白宫发布消息称，美国环境保护署将在2022年6月1日至9月15日期间发布一项全国性的紧急豁免，允许E15汽油(添加15%乙醇混合物的汽油)的销售。鉴于石油、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难度或加大，未来越来越多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将用来生产生物质能源。

　　来源：瞭望智库（作者：罗明忠 华南农业大学经管学院、乡村振兴省重点实验室执行院长(主任)蔡键 郑晶 苏柳芳 华南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师）

　　

　　

原文链接：http://nyj.nanyang.gov.cn/jcyj/5690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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