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根本遵循（经济日报10月20日第8版）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样建设乡村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全面深入理解其科学意蕴、丰富内涵与世界意义。

　　科学意蕴

　　我国“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转移，深刻体现了新时代党领导“三农”工作的基本立场、价值追求和实践指向，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生动体现。

　　乡村时代价值认识的全新高度。城乡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对基本关系，这种关系在不同阶段、不同制度条件下，表现出彼此对立或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不同形态，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变化。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自人类开启现代化进程以来，乡村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被卷入现代化浪潮。如何认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价值，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处理城乡关系的模式，进而也决定了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看，现代化是一个由城市工业部门主导的过程，乡村发展并不是现代化的价值目标，而是工业化、城市化的成果向乡村扩散的结果。这种以城市工业部门为主导、将乡村置于被动和从属地位的现代化模式，不仅在实践上不具有普遍性意义，在理论上也没有得到充分认可。

　　我国自古重视农业，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正确认识乡村价值、科学处理城乡关系历来具有重要意义。纵览历史，农业兴旺、农民安定，则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农业凋敝、农民不稳，则国家分裂、社会动荡。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独特价值受到更多重视，乡村发展的独立性、自主性更强，乡村在城乡关系变动中的地位明显提升，发展活力也就很快释放了出来。进入21世纪，我们党对乡村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化，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实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促进了城乡共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来把握和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提出要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准确把握社会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城乡融合发展趋势，将乡村发展和繁荣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价值目标，更加强调乡村之于城市不可替代的价值，更加突出乡村振兴对于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意义，这是对新时代乡村价值和功能认识的新的升华。

　　百年乡村建设实践的深化拓展。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乡村建设史，是一部从乡村入手探索中国前途和出路的奋斗史。与早期乡村建设开展的乡村改良实践不同，我们党始终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重要问题，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组织动员广大农民开展了富有成效的乡村建设活动，显著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乡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这个方面看，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的发展史，也是一部领导广大农民开展乡村建设的奋斗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只有深刻理解了我们党带领农民开展乡村建设、为农民谋幸福的实践和事实，才能更好地领会党的性质和宗旨，更好地把握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党领导广大农民开展百年乡村建设实践的延续，但这种延续不是简单机械地延伸，而是结合我国乡村发展实际更为科学合理地继承和发扬，更是顺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求、以满足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的乡村建设实践，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好“三农”问题。客观地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乡村活力不足、城乡发展差距大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着眼于促进城乡平衡发展，全面拓展了乡村建设的深度、广度。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系统性构建，必将汇聚起更强大的力量，推动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水平全面提升，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循序渐进推进乡村建设的科学安排。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事物发展的过程，从形式上看，是事物在时间上的持续性和空间上的广延性的交替；从内容上看，是事物在运动形式、形态、结构、功能和关系上的更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在生产力发展的更高水平上推进乡村全域的整体振兴，是乡村空间形态、结构功能、发展样态的系统性更新，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动态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确把握事物发展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前后连贯、与发展规律相契合的精准策略和重大部署，循序渐进地推进乡村建设和发展，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实现了快速发展与大规模减贫同步、经济转型与消除绝对贫困同步，使脱贫地区乡村发展大踏步赶上来。从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出发，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在2017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两大战略意涵相通，任务递进互补，改善民生的基本要义一以贯之，二者的有机衔接巩固拓展了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兴也实现了良好开局。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全面胜利，我国“三农”工作的重心历史性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继续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从打好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一条符合乡村自身发展规律的有效路径。

　　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径。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形态和变化。善于抓住和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是我们党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一个重要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首先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二者彼此呼应、相互交织，“不充分”是“不平衡”产生的客观基础，“不平衡”反过来又会加剧“不充分”。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促进农村充分发展的必由之路，有利于破除发展不平衡和发展不充分的负向循环。乡村作为一个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与城镇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在满足城乡居民多元化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解决好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地域广阔的乡村、规模巨大的农村居民整体迈入现代化，实现乡村充分发展和城乡平衡发展，将释放出巨大的创新动能和消费潜能，有利于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增强我国经济韧性和战略纵深，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丰富内涵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三农”工作中的体现。全面推进的“全面”，其内涵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和把握。

　　全方位推进。即覆盖的领域全面，通过统筹推进“五个振兴”，激发乘数效应和化学反应。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是一个有机衔接、内在统一的整体。“五个振兴”相互关联、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全面”，首先体现在五大领域全覆盖。乡村振兴不是单一方面或几个方面的振兴，而是“五个振兴”的整体性推进，不能存在明显短板；不是割裂推进，而是协同推进，能够形成整体效能。从实践看，尽管“五个振兴”都取得了积极进展，但进展不一、彼此支撑不够。例如，人才振兴与产业振兴的适配度不够，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普遍缺乏人才；产业振兴与生态振兴、文化振兴衔接不充分，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尚未通过多元的产业化运营实现价值增值；等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强化“五个振兴”之间的联系、支撑和相互促进，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推动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等系统性变革，提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效力效能。

　　全域覆盖。即覆盖的地域全面，从农村贫困地区拓展到全部农村地区。与脱贫攻坚相比，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是针对特定状况和水平的乡村，而是将全部的乡村都纳入，在广度上实现进一步拓展。当然，全域振兴并不意味着现有的每个村庄都要振兴，或者以相同模式实现振兴。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是大趋势，村庄格局会继续演变分化。一些规模较大的中心村会聚集更多的人口和产业，可以通过全面提升公共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便利度，深化人居环境整治，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一些城市近郊区以及县城城关镇所在地的村庄会逐步同城镇融合，尽管在形态上仍保留着乡村风貌，但通过一体化规划和建设，公共服务水平、社会治理水平等将与城镇相差无几。对于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等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丰富的村庄，需要在保护中发展，保持村庄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加强资源保护和活化利用，发展壮大特色产业。与此同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也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的乡村同步实现振兴。例如，一部分地区虽然整体摆脱了贫困，但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还不强，部分脱贫户收入水平仍然不高，需要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增强乡村经济活力和发展后劲。不少中西部地区乡村产业基础不稳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比较薄弱，需要进一步推进“四化同步”发展，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建设；东部地区乡村发展基础相对更好，具备率先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条件，应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实现全面振兴。

　　全员共享。即覆盖的人口全面，共享发展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而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惠及全体农村居民的振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乡村振兴的成果要惠及全体农村居民，让广大农村居民过上更加富裕更加美好的生活，确保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也不掉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记亿万农民对革命、建设、改革作出的巨大贡献，把乡村建设好，让亿万农民有更多获得感。未来即便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还将有数亿人生活在乡村，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坚持不懈地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提高农村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让广大农民群众过上现代文明生活。另一方面，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以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为目的。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包括人的思想、人的需要、人的素质、人的价值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仅要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且也要保障农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益，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与农民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

　　全要素保障。即资源全力投入，人力财力物力都要向乡村振兴转移。资源高效动员、有效整合和集中投入，是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经验，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广泛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及社会各方面力量，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扶贫体系，汇聚起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并取得了全面胜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深度、广度、难度上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其艰巨性、复杂性不仅体现为涉及的农村人口规模巨大，还在于其是在农业自我循环累积不足、配置资源能力总体不高的基础上进行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村要素长期净流出，造成农业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低水平均衡”，乡村通过自我组织动员来开展乡村建设在意愿和能力上都不足，客观上带来内生发展动力不充分的问题。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加强对多元主体的有效整合，将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从长远看，需要加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消除妨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壁垒，促进发展要素、各类服务更多下乡，激活乡村自我发展内生动力。

　　世界意义

　　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的比重上升、乡村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也是客观规律。各国国情农情不同、所处发展阶段不同，推进乡村发展的方式方法和路径手段也不同。我国立足“大国小农”的国情农情，深刻把握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发展规律，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走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道路，拓展了乡村建设和发展的实践，为全球农业农村现代化探索了新路径。

　　丰富了乡村发展理论。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现代化进程中的每一次重大经济社会变迁，都会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发展新理论。我国通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而推动数亿乡村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将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为波澜壮阔的乡村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的大事件，必将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伟大的实践孕育伟大的理论，伟大的实践也需要伟大的理论。目前，国际上乡村发展领域存在诸多理论流派，尽管它们在研究范式、观点内容上迥异，但基本都是基于西方现代化实践而产生的。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打破了西方乡村现代化的一般范式，既与西方国家有共通之处，同时又有着明显的差异，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和潜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出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回答了像中国这样乡村人口规模巨大、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尚未完成的国家，应该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样建设乡村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理论体系，其中蕴含的对乡村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和科学方法论，极大地丰富了国际乡村发展理论。

　　为全球解决乡村问题作出新贡献。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进步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世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粮食安全、农村卫生事业、减贫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非凡成就，在惠及广大农民的同时，也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我国用不足全球9%的耕地，解决了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吃饭问题，有力地回答了美国学者布朗提出的“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杂交水稻远播五大洲近70个国家，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全球粮食增产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减贫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显著缩小了世界贫困人口的版图，加快了全球减贫进程。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将继续为全球减贫作出贡献；全力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将继续为全球粮食安全作出贡献；以“千万工程”为代表的美丽乡村建设实践，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入手，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者关系，探索保护生态、发展经济、实现共富的乡村现代化路径，将为全球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通过建设宜居和美乡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让更多的农村人口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无疑将显著加快世界现代化进程。

　　为后发国家推进乡村现代化提供新选择。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繁衍的重要空间，乡村的兴衰在各个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从全球现代化的一般历程看，农业农村发展呈现两个客观趋向，即农业比重会下降、农村人口会减少。主要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后，通过不同方式促进乡村发展，农业农村发展达到较高水平。但还要看到，后发国家的乡村现代化依然面临巨大挑战。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涉及的人口规模大、范围广，至少在三个方面可以为后发国家解决乡村现代化难题提供新选择。首先，在工业化、城镇化尚未完成的背景下推进乡村现代化的模式和路径。国外经验教训表明，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时期，农业农村往往面临被忽视或削弱的风险，如果工农城乡关系处理不好，就往往会造成经济发展停滞，社会局面动荡，现代化进程受阻。我国立足国情农情，把握城乡关系演变的内在规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为一些后发国家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乡村现代化提供借鉴。其次，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区域的乡村发展阶段性、差异性明显，各地因地制宜探索乡村建设路径，产生了多样化的乡村振兴模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现代化进程中农业萎缩、乡村凋敝这一历史难题提供更多选择。再次，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农民为主体，将乡村发展和繁荣作为现代化的重要价值目标，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为发展中国家在推进乡村发展过程中更好地促进农民全面发展、维护乡村稳定提供借鉴。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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