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援案例丨四年维权五次法援介入，未缴社保农民工终获工伤赔偿款

　　两家推诿责任的企业，四年维权时间，五次法律援助介入，最终定格为31万元赔偿款。这组数字背后，是农民工李冬(化名)用伤痛写就的维权经历，更彰显了法律援助在促进司法公正中的重要作用。

　　农民工未缴社保意外受伤

　　2019年3月，进城务工人员李冬入职某劳务公司，在烟台一建设公司承包的工地从事木工工作。用工期间，劳务公司没有给他缴纳社会保险，建设公司也没将他纳入项目工伤保险参保名单。

　　2020年1月5日，灾难毫无征兆地降临。李冬在工作过程中将手指割伤，被送至医院治疗。那些日子里，李冬最牵挂的是赔偿问题，可事情过去了一个月，劳务公司及建设公司也没有为他申请认定工伤，李冬遂决定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2020年6月22日，李冬向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由于李冬是农民工，且该案属于工伤待遇纠纷，法律援助中心决定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指派山东途成律师事务所的林巧蕊律师办理此案。

　　律师“步步为营”制定代理策略

　　林巧蕊接受指派后，多次约见李冬了解案情，细致梳理证据，确定了“先认定工伤、再鉴定伤残、双主体追责”的代理策略。

　　“劳务公司没有给你缴纳社保，建设公司也没给你缴纳工伤保险，这两个都是法定追责点。”林巧蕊向李冬解释说，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劳务公司必须进行赔偿，而建设公司作为总包，用工监管不到位，也得承担连带责任。将它们都列为赔偿主体，这样即使劳务公司没钱，建设公司也能“兜底”，从而确保生效的裁判文书有效执行。

　　随后，林巧蕊依照代理策略，于2020年8月向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并在开庭调查时特别要求将工程项目名称及建设公司列入认定工伤决定书中。同年12月9日，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李冬受伤为工伤，工程项目名称及建设公司亦列入其中。

　　2020年12月31日，林巧蕊又为李冬申请劳动能力鉴定。2021年6月，烟台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初次鉴定结论书，认定李冬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为七级。这意味着，李冬不仅能获得医疗费赔偿，还能拿到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多项待遇。

　　尽管取得了工伤认定与劳动功能障碍鉴定，但李冬仍未能与劳务公司及建设公司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2021年7月1日，他再次申请法律援助，要求林巧蕊继续代理。林巧蕊于是向开发区劳动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提出三项请求：一是确认李冬与劳务公司2019年3月19日至2021年7月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是劳务公司支付李冬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合计349770元;三是建设公司对上述第二项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庭审交锋锁定“双主体”赔偿责任

　　2021年10月20日，案件开庭审理。庭审过程中，林巧蕊继续遵循“确认劳动关系、捋清工伤待遇、追究连带责任”的思路，进行了层层论证。

　　在确认劳动关系层面，林巧蕊拿出李冬的工作证明、解除劳动合同书、认定工伤决定书等证据，让劳务公司无法否认雇佣事实;在计算工伤待遇层面，林巧蕊列举《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要求劳务公司支付李冬13个月本人工资标准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3个月烟台市2020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及20个月烟台市2020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建设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是争议的焦点。“建设公司既没把李冬纳入项目工伤保险，又没监督劳务公司缴社保，显然存在过错。”林巧蕊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安全监管总局 全国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意见>》《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山东省建筑业劳务用工制度改革试行方案的通知》，表示李冬要求建设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理应支持。

　　最终，仲裁委基本采纳了林巧蕊的代理意见，2021年11月5日裁决劳务公司支付李冬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建设公司对该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四年拉锯终获31万元赔偿款

　　仲裁结果出来后，建设公司不服，起诉至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李冬也因此在2022年8月15日第三次申请了法律援助。本案于2022年9月6日进行了开庭审理，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与仲裁结果一致。

　　建设公司对该判决仍然不服，上诉至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冬于2022年10月13日第四次申请法律援助。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4日进行开庭审理，最终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

　　然而，判决生效后，两家公司仍然拒不履行赔偿义务。2023年11月，李冬第五次申请法律援助，林巧蕊代理他向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4年3月26日，李冬拿到31万多元的赔偿款，四年的奔波，五次法律援助的接力，总算有了结果。此案的处理，不仅为个体农民工撑起了法律“保护伞”，更以鲜活案例印证法律始终是劳动者最坚实的后盾。